紫银转债摘牌仅剩两周，距离青农转债摘牌也不过一个多月，两只银行可转债的未转股比例却仍高达99.99%。紫金银行（601860.SH）与青农商行（002958.SZ）正站在近百亿元本息刚性兑付的悬崖边上。
两只转债合计近百亿元的兑付压力，对于两家总资产规模并不算大的农商行而言，无疑是沉重的负担。转股率低至冰点的直接原因，是持续低迷的股价与高企的转股溢价率。截至7月9日，紫金银行股价仅为2.48元/股，远低于3.55元的转股价，转股溢价率高达57.35%；青农商行股价2.80元，同样远低于3.88元的转股价，转股溢价率49.30%。在转股即意味着亏损的情况下，投资者将可转债转股的意愿大大降低。
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向《华夏时报》记者指出，银行发行可转债是成本较低的融资方式，通过可转债转股可补充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。但可转债只有在转股后才能补充银行核心一级资本，若转股率较低，则在补充银行核心一级资本方面的作用比较有限。
不过，银行可转债在转股期内转股率极低、到期前却迎来大股东“救场”的情况，在A股市场已有先例。光大银行的光大转债、浦发银行的浦发转债、江阴银行的江银转债、中信银行的中信转债，均曾在到期前通过战略投资者或控股股东的大额转股实现逆转。
两只农商行转债的困局
紫银转债和青农转债的转股困境，是银行可转债普遍面临的“破净+高转股价”双重枷锁的典型缩影。
紫金银行于2020年7月23日发行了45亿元的“紫银转债”，期限6年。然而上市以来，转股进展几乎停滞。截至2026年6月30日，累计仅有56万元“紫银转债”转换成公司股票；截至7月7日，尚未转股余额仍高达44.99亿元，未转股比例高达99.99%。六年间，成功转股的可转债数量寥寥。
青农商行的情况也非常类似。该行于2020年8月25日发行了50亿元的“青农转债”，初始转股价格为5.74元/股。尽管此后因分红和触发下修条款，转股价曾两次下调至4.32元，但截至2026年6月30日，累计仅有34.31万元青农转债转股，未转股金额高达49.997亿元，占发行总量的99.9931%。
如此惨淡的转股数据，与正股价格与转股价之间的巨大差价密切相关。截至7月9日记者发稿，青农商行股价2.80元/股，年初至今跌了5.75%，而青农转债的转股溢价率是49.30%，转股价格是3.88元/股，高于其股价约27%；而紫金银行当前股价2.48元/股，年初至今跌了6.74%，青农转债的转股溢价率是49.30%，转股价格是3.88元/股，高于其股价约36%。
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向《华夏时报》记者表示，到期赎回需向投资者兑付本金和利息，可能造成资金紧张，尤其对中小银行影响大。另外，若可转债到期未能转股就无法补充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，银行可能需通过其他渠道融资，增加成本和难度。同时，到期赎回也往往反映出股价长期低迷的现状，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投资者信心和银行的市场评价。
以紫金银行为例，该行2025年营收净利全面下滑，近50亿元的转债本息兑付，大致相当于该行近四年的净利润总和。具体来看，2025年，紫金银行全年营业收入41.18亿元，同比下滑7.72%，净利润12.44亿元，同比减少23.35%。尽管2026年一季度业绩有所改善（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.22%，净利润同比增长1.62%）但资本充足率仍在持续下滑，2024年末为13.00%，2025年末为12.81%，一季度末进一步降至12.77%；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则从2025年末的10.78%降至10.59%。若近50亿元的资金用于兑付转债而非补充资本，该行的资本状况将面临更大压力。
青农商行的处境同样不容乐观。2025年全年营业收入下降9.12%，净利润增长10.17%；2026年一季度营业收入继续同比下滑8.69%。与此同时，该行资本充足率从2025年末的14.06%降至一季度末的13.86%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0.07%，亦较上年的10.70%下滑，但好在一季度小幅回升至10.43%。50亿元的青农转债若无法转股，对该行而言同样是沉重的财务负担，相当于其2025年净利润31.39亿元的一倍多。
紫银转债和青农转债的困境并非孤例。Wind数据显示，目前市场上仅存6只银行转债，除了上述两只外，还有常银转债、兴业转债、重银转债和上银转债。其中，上银转债和兴业转债将于2027年到期，常银转债和重银转债将于2028年到期。自2023年以来，银行转债已连续多年零新增，主要由于上市银行普遍破净，受再融资政策限制，银行已转向定增、永续债及二级资本债等多元渠道补充资本。
是否会有骑士救场？
银行可转债在到期前迎来大股东“救场”，在A股市场并非没有先例。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光大银行的光大转债。
2017年3月，光大银行发行了300亿元的光大转债，期限6年。然而截至2022年末，仅有约20%的转债完成转股，尚未转股金额高达241.98亿元。市场一度担忧光大银行需要兑付大额本息。转折发生在到期前的最后一周——中国华融（现中信金融资产）在最后交易日前连续增持光大转债，并于3月16日将其持有的约1.4亿张转债（占发行总量的46.73%）全部转股。最终，光大转债实现了75.77%的转股率，中国华融由此成为光大银行第三大法人股东，持股7.08%。
类似的情况随后在浦发银行身上得到了更为极致的演绎。2019年10月，浦发银行发行了500亿元的浦发转债，但到2025年3月末，未转股比例仍高达99.9971%。面对2025年10月到期的压力，信达投资、东方资产与中国移动三大战略投资者自6月起相继入场。信达投资于6月27日将持有的近1.18亿张转债转股；东方资产通过二级市场及可转债转股方式增持；中国移动则在10月13日至24日期间先后将约0.9亿张转债转股，持股比例增至18.18%。最终，浦发转债转股比例高达99.67%，几乎完美实现全部转股。
此外，江阴银行的江银转债在2024年1月到期前，地方国企江南水务耗资近4亿元买入并转股，成为江阴银行第一大股东；中信银行的中信转债在2025年3月到期前，控股股东中信金控将其持有的263.88亿元转债转股，大幅减轻了银行的到期兑付压力。
这些案例构成了银行可转债“临期突击转股”的清晰脉络，也让市场对当前两只农商行转债抱有“临门一脚”的期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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